第398节
“老丈家里有几亩地，子孙可都孝顺？”
朱允炆含笑问道。
农夫放缓了脚步，爽朗一笑，道：“家中有田三十亩，儿孙都好，都好，孙儿今年十五了，找媒婆说了个好姑娘，过两日就要完婚，哈哈，这位公子若是得空，也可来喝一杯喜酒啊。”
朱允炆微微皱眉，道：“我记得朝廷规定是男子十六岁方可成婚吧？”
农夫摆了摆手，不以为意：“十五和十六能差多少，已经是大小伙子了，也该成婚了。”
“那女方多大？”
“十三啊。”
“畜生啊！”
朱允炆张口就来。
农夫愤怒地看着朱允炆，哼道：“畜生还不用十三岁呢！”
朱允炆指着农夫，农夫甩了甩胳膊就走了。
“气死我了！”
朱允炆有些愤怒。
宁妃看着生气的朱允炆，说道：“虽然朝廷规定男十六，女十四，可成婚。但民间并没有严格执行过，十三岁小是小了一些，也并没有多少问题。”
“怎么没问题！”
朱允炆生气了。
十三岁啊，这身体还没发育，刚刚进入青春期，这就要嫁人了？你妹的，知不知道搁后世这是要判重刑的！
但朱允炆也清楚，自己的愤怒是有些不切实际的。
整个古代中国，几乎都处在“早婚”时代。
《周礼·地官·媒氏》中记载：“男三十而娶，女二十而嫁”。
不要以为周朝是三十岁才娶老婆，人家这里的规定只是说，你如果是男人，只允许你打光棍到三十岁，如果你是女人，那也只能单身到二十，混到三十多二十多还没老婆老公的，可是违背“礼仪”的大事……
一句话，单身太久，犯法啊……
孔子重礼，曾做过解释：“夫礼言其极不是过也。男子二十而冠，有为人父之端；女子十五许嫁，有适人之道。于此而往，则自婚矣。”
也就是说周朝时，人家是男子二十岁、女子十五岁可以成婚。
汉朝时期法律更简单，只规定女子法定结婚年龄是十五岁。
男人？
哦，没规定，你们看着办吧……
唐朝初期还不错，法律规定是男子二十岁，女子十五岁成婚。不过这一条明显是没执行彻底，因为小武成为武媚娘的时候，也才十四岁……
但了唐开元年间，唐玄宗为了增加人口，将结婚年龄下限直接调整为男子十五岁，女子十三岁……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摧残青少年了！
宋代沿袭唐代初期的规定，但额外附加了一条催婚的内容：“女子十五不嫁，家人坐之”。
明代朱元璋极为重视人口，规定的是男十六，女十四。同样也加了一条：四十岁以下的女人不允许当尼姑。
值得说明的是，朱元璋没有规定四十岁以下的男人不能当和尚，估计这也是与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……
在朱允炆看来，十六岁、十四岁，这豆蔻年华还没花开，这就要结果了？
古代生育率很高，生育频繁，一家生个孩子都是常有的事，但因为生孩子而死了妻子或妾的，也不再少数啊。
身体发育不健全，直接就升级当爹、当妈了，这合适吗？
朱允炆咬了咬牙，一脸严肃地对薛夏说道：“派人给内阁传话，自口谕传达之日起，朝廷修改法令，男子未满十八、女子未满……十六，不得成婚，若有违背，视为违法，连坐父母！还有，告诉钱塘知县，按太祖规制，男十六、女十四未满者不允许成婚，若他不想管，那就换个人来管！”
朱允炆也想说女子十八，二十，但考虑到上面的朝代都没如此规定过，普遍采取的都是十五岁上下，便选择了十六岁。
这是自己唯一能帮助这些孩子的办法，虽然极为有限。
古代早婚的原因有很多，朱允炆十分清楚，什么寿命短，无后为大，什么枝繁叶茂，战争死的人口太多，急需补充，加上种地也需要娃出力，早点造几个，也多几个劳力等等。
但这些都不足以让朱允炆直视这种现实，既然周礼规定的是男二十，女十五，那咱大明效仿周礼，弄个男十八，女十六，也没人反对吧？
宁妃看着朱允炆，有些惊讶，也有些感动。
身为女子，她十分清楚十三四岁的女子是不适合结婚生子的，但太祖规定，加上各地官府坐视不管，民间早早成婚的事并不少见。
没有人为这些普通的女子考虑过，包括他们的父母！
甚至于自己，也一度认为十三四岁成婚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，现在看来，是自己无视了规定，无视了那些普通女子的生命。
朱允炆走到路边的亭子里坐了下来，平息着自己的情绪。
说到底，自己灵魂里烙印着太多的后世印迹，对于一些迥然有悖于后世常理的事很难马上接受，虽然在这个时代，它们存在着，也有着一定的合理性。
“走吧，去农税县司。”
朱允炆没有继续感叹下去，既然事情已经作出了决断，那就如此执行吧。
农税县司是一个大院，门外门内都有不少百姓，即有空手而来的，又有挑粮担货而来的，即有上了年纪的老人，也有带着孩子的妇人。
只不过这里并没有看到带两三岁孩子的妇人，看来小于谦并不在这里，多少有些失望，看来机缘还不到。
百姓纳税，在大明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，他们也不存在偷税漏税的问题。
不像是后世某些人，偷税漏税都是用“爽”为单位的，千方百计，不是做假账，就是弄个阴阳合同，总有办法不纳税、少纳税。
归根到底，是因为纳税他们不爽。
这也可以理解，到手一叠钱，硬生生被抽走五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，想来是不开心的。
大明百姓不偷税漏税的原因也不是他们的觉悟高，而是因为官府管得实在是太严了，根本不给你偷税、漏税的可能，当然，这只是针对百姓……
说起来两税制，其本身是有着一定的合理性。
在唐安史之乱后唐德宗时期，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已经不适用，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，其当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，那就是税收财政是人的喉咙，天下是大治还是大乱，是强盛还是衰弱，都需要看税收。
两税法改变了租庸调，将户税、地税及各项杂税统合为两税，并主张“户无主客，以见居为簿”，即不管你是来自哪里，就在居住地征纳两税。
两税制的核心是“人无丁中，以贫富为差”，税额按田亩和资产的多寡确定，拥有多少田地，打了多少粮食，以这个为标准，而不再是固定的租庸和杂税。
简单地来说，两税制和后世的个人所得税差不多，资产少者则其税少，资产多者则其税多。虽然没有设置个人起征税那个点，但在逻辑上是相通的。
后世引以为傲的智慧与见识，很可能在几百年前，上千年前，老祖宗已经玩过了。
农税县司院子里搭了一个棚子，里面坐着两个穿着公服的胥吏，一旁还有两个衙役维持秩序，百姓们排着队等待。
“下一位！”
王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喊道。
一位农户空着手上前，从怀里拿出了一方手帕，展开之后，拿出了一张巴掌大的纸张，交给了王昌，道；“太平里，杨十八，这是我的由子。”
所谓“由子”，是在纳税